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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章回小說如何考證 ——關于《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來源:《文藝爭鳴》 | 陳平原  2020年07月09日11:54

據說,1956年初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這樣談論胡適(1891—1962):“批判嘛,總沒有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币舱娴氖堑搅耸兰o之交,規模較大的胡適文集才陸續面世;當然,最重要的還屬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四十四卷本《胡適全集》??赡阒绬?經歷20世紀50年代轟轟烈烈的批判運動,最早魂兮歸來的胡適著作,竟然是《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一、胡適歸來與整理國故

1954年,中國科學院和全國作協聯席會議上,決定開展綜合性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并開列了主要內容:胡適哲學思想批判;胡適政治思想批判;胡適歷史觀點批判;胡適文學思想批判;胡適哲學史觀點批判;胡適文學史觀點批判;胡適的考據在歷史和古典文學研究工作中,地位和作用的批判;《紅樓夢》的人民性和藝術成就,和對歷來《紅樓夢》研究的批判(參見《學習》1955年2月號)。對于這陣勢,胡適不但不畏懼,還頗為得意。在《胡適口述自傳》第十章第二節“我在干些什么”里,有這么一段:“這張單子給我一個印象,那就是縱然遲至今日,中國共產黨還認為我做了一些工作,而在上述七項工作中,每一項里,我都還留有‘余毒’未清呢!”之所以說七項而不是九項,那是因為,古典文學本就涵蓋了《紅樓夢》,后三項可以合一。只是因此次運動以批胡適的《紅樓夢》研究打頭,方才將其單獨列出。對20世紀中國文化稍有了解者,都能掂得出這“九項(或七項)全能”的分量。

我曾談及:“作為北大人,我對適之先生總有一種歉疚感。翻閱五十年代三聯書店出版的八輯《胡適思想批判》,不難明白當年的批胡,重頭戲多由北大人主唱。正因為胡適的根基在北大,在當局看來,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決于北大人是否愿意劃清界限??上攵?與胡適有過交往的學者,其承受壓力之大。今日力倡思想獨立、精神自由者,必須設身處地,方不至于持論過苛?!币舱虼?我對改革開放后胡適著作出版的步伐特別關注。既然“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你我很可能想當然地以為,第一本解凍的胡適著作應該是《嘗試集》。實際上,上海書店影本版《嘗試集》1982年刊行,而《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三年前便已推出且廣獲好評(此版1979年12月印刷3萬冊,1980年2月加印2萬冊)。

說來讓人尷尬,上海書店影印時采用的是1942年大連實業印書館的本子,這個本子的編輯出版并沒有得到胡適本人授權,且來自抗戰時期的東北淪陷區,原版權頁署印刷時間“昭和十七年十二月”,總批發處“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因此,當商務印書館組織“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第一輯時,我建議重編胡適的小說史論集??赡玫綄<抑鼐庍^的《中國舊小說考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我又感到不滿意——因為,使用“舊小說”書名,模糊了胡適努力的方向,也淡化了其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的貢獻。

學界及大眾眼中的“舊小說”,指涉的范圍很廣,基本涵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的論述對象。從漢魏六朝的筆記小說,到唐宋傳奇,再到清代的《閱微草堂筆記》與《聊齋志異》,文言小說這條線,不在胡適視野之內;即便同是白話寫作,“三言二拍”等也不是他關注的對象。胡適集中討論的,主要是元明清章回小說。這不僅是論述范圍,更關涉此書的緣起及研究者的趣味、方法。

還是回到《中國章回小說考證》,那書收入胡適所撰關于《水滸傳》《紅樓夢》等九部明清章回小說的研究文章。我調整原書順序,按各文寫作時間排列,省去若干續編及附錄,且注明最初入集情況——

《〈水滸傳〉考證》,完成于1920年7月27日,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完成于1921年11月12日,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

《〈三國志演義〉序》,完成于1922年5月16日,收入1924年11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二集》;

《〈西游記〉考證》,完成于1923年2月4日,收入1924年11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二集》;

《〈鏡花緣〉的引論》,完成于1923年2—5月,收入1924年11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二集》;

《〈水滸續集兩種〉序》,完成于1923年12月20日,收入1924年11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二集》;

《〈三俠五義〉序》,完成于1925年3月15日,收入1930年9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三集》;

《〈兒女英雄傳〉序》,完成于1925年12月,收入1930年9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三集》;

《〈海上花列傳〉序》,完成于1926年6月30日,收入1930年9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三集》;

《〈官場現場記〉序》,完成于1927年11月12日,收入1930年9月上海亞東圖書館版《胡適文存三集》。

胡適關于這九部章回小說的考辨文章,撰寫于1920至1927年間,不管題為“考證”“引論”還是“序”,主體部分都是為上海亞東圖書館標點本章回小說而作。

《〈水滸傳〉考證》開篇第一句:“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標點符號把《水滸傳》重新標點一遍,由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出版。這是用新標點來翻印舊書的第一次。我可預料汪君這部書將來一定要成為新式標點符號的實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頒行的新式標點符號原案還要大得多?!?1920年2月2日,教育部向各校頒布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教育令。上海亞東圖書館編輯汪原放敏感地意識到這里蘊含著巨大商機,萌生了標點/分段中國古典小說的想法,且得到了陳獨秀、胡適的鼎力支持。亞東圖書館一共出版了十六部章回小說標點本,其中汪原放標點了以下十部:《水滸傳》《儒林外史》《紅樓夢》《西游記》《三國演義》《水滸續集》《鏡花緣》《兒女英雄傳》《海上花列傳》和《老殘游記》。這其中,絕大部分以胡適文章為序。只有《儒林外史》標點本例外,原因是將排成時,接到胡適來信,稱“可以把他寫的《吳敬梓傳》放在前面,還有四種附錄”,而這顯然不利于小說推廣。汪孟鄒于是轉請陳獨秀作序,得到的回復是:“你要原放寫一篇,拿來給我看看,如果有不當的地方,我來替他改一改?!苯Y果呢,陳獨秀在汪原放的稿子上改了幾個字,亞東版《儒林外史》于是有了陳獨秀序。擁有胡適及陳獨秀的長篇序言,這套標點本章回小說銷路極佳,就連魯迅也都這么評說汪原放:“他的標點和校正小說,雖然不免小謬誤,但大體是有功于作者和讀者的?!?/p>

胡適為何愿意花那么大力氣,為一個小出版社連續多年撰寫長篇序言呢?鄉誼以及陳獨秀的引薦確有關系,但更重要的是,此舉契合了這個時期胡適本人的學術興趣。

就在文學革命摧枯拉朽的1919年,胡適連續寫了《新思潮的意義》《論國故學──答毛子水》《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三篇很能體現其“歷史癖”的文章,正式亮出“整理國故”的旗幟。首先將新思潮概括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四個密不可分的環節;其次以“人類求知的天性”為出發點,確認“現在整理國故的必要,實在很多”;最后論證“中國舊有的學術,只有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儼然有提倡用樸學方法整理國故的意思。因最后一點引起不少誤解和指責,胡適后來改用較為籠統的“科學方法”??蓡栴}不在這里,而在以“輸入學理”著稱的胡適,轉去“整理國故”了,讓剛被喚醒而從古書堆中沖殺出來的青年學子茫然若失。好在胡適所整理的“國故”,包含代表五四新文化趣味的“平民文學”與“白話文學”,具體說來,就是《水滸傳》為代表的章回小說。

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其《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漢文學史綱要》完成于1920—1927年;也正是在這個時間段,胡適致力于文學史寫作,除了收入《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中的各文,還撰有《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國語文學史》(1927)等??紤]到胡適比魯迅小整整十歲,有如此業績,實在了不起。記得《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出版前,胡適曾寄魯迅看過,后者復信:“大稿已經讀訖,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于許多空理論?!?/p>

二、理論假設與文學趣味

胡適多次提及,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這“科學方法”說來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或者可以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從1919年撰寫《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到1952年在臺灣大學做題為《治學方法》的連續演講,胡適幾十年金針度人,都是在“假設與求證”上做文章。在我看來,盡管胡適的“拿證據來”的口號也曾響徹云天,但胡適對中國現代學術的貢獻,仍以早年的“大膽假設”為主。胡適研究中國文學史的基本思路,或者說其主要假設,不外乎“歷史演進法”“雙線文學觀念”和“《紅樓夢》自傳說”。

這就說到最初的工作動機,魯迅是講授“中國小說史”課程,胡適則為標點本章回小說作序,這決定了各自視野及論述策略的差異。兼及文言與白話,那是小說史家應有的學術立場;專注章回小說,則蘊含著提倡白話文學的價值取向。另外,魯迅最初輯校古小說佚文,并沒有撰寫學術專著的具體目標,依靠的只是籠統的“文化情懷”;胡適不一樣,其進入章回小說研究,是帶著明確的理論預設的。之所以撰寫《〈水滸傳〉考證》,目標是“替將來的《水滸》專門家開辟一個新方向,打開一條新道路”;具體做法——認定《水滸傳》乃“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結晶”“以下的兩萬字便是這一句話的說明和引證”。

一個注重古小說鉤沉,一個強調新理論預設,二者的學術趣味有很大差異。但在小說史學的開拓階段,兩人互相欣賞。二十年前發現的1923年12月28日魯迅致胡適書札,有助于我們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其時已“通讀一遍”剛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上卷的胡適,致信魯迅,大約對其“論斷太少”略有微詞(原信佚失),魯迅才會如此答復:“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論,所以力避此事,其實正是一個缺點;但于明清小說,則論斷似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于陽歷二月末印成之?!币哉摂喽嗌僭u議《中國小說史略》之上下卷,這可不是泛泛之論。實際上,上卷之長于史料開掘與下卷之突出理論設計,二者各有春秋。只不過在小說史研究的草創階段,后者的開拓意義更大,也更引人注目?!吨袊≌f史略》下卷最主要的理論設計,就是借用“神魔小說”“人情小說”等若干小說類型在元明清三代的產生及演進,第一次為這五六百年的中國小說發展勾勒出一個清晰的面影。

胡適所撰關于章回小說的系列論文,雖以“考證”為名(且也確實下了很大功夫),但最大特點還是有關“歷史演進”的“大膽假設”。在自稱“最精彩的方法論”的《古史討論的讀后感》中,胡適贊揚顧頡剛“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乃今日史學界一大貢獻,其方法可概括為“用歷史演化的眼光來追求每一個傳說演變的歷程”。由于顧氏曾自述其研究方法源于胡適辯論井田和考證《水滸》的文章,這篇古史討論的總結,其實可作為胡適學術自述閱讀。

所謂“歷史演進的方法”,胡適將其概括成下列公式:(1)把每一件史事的種種傳說,依先后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2)研究這件史事在每一個時代有什么樣子的傳說;(3)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由簡單變為復雜,由陋野變為雅馴,由地方的(局部的)變為全國的,由神變為人,由神話變為史事,由寓言變為事實;(4)遇可能時,解釋每一次演變的原因。照胡適的說法,“這個根本觀念是顛撲不破的”——“古史上的故事沒有一件不曾經過這樣的演進,也沒有一件不可用這個歷史演進的方法去研究”。何止是“古史上的故事”,所有流傳久遠的故事、傳說乃至與此相關的小說、詩歌、戲劇等,都可借重這一方法。

“歷史演進法”在邏輯推演與實際運用,展開為文學批評中對章回小說的解讀和史學研究中對古史傳說的考辨這兩種不同取向。胡適的主要成就不在古史辨,而在為中國小說研究開辟新境界。從1920年作《〈水滸傳〉考證》,到1925年撰《〈三俠五義〉序》,胡適用故事的演進以及母題的生長來把握某一類型的中國小說,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成果;盡管可能導致研究中的重史輕文、低估小說最終寫定者的貢獻、版本考證時過分迷信“由粗而精”的演進而忽略書商牟利作假等偏差,但其基本思路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以下論述,主要借用我二十多年前的《假設與求證——胡適的文學史研究》。

在明代“四大奇書”中,起碼有三種不是作家白手起家一氣呵成創作出來的,而是經過幾百年漫長的歷程,從若干小故事逐漸演變成為長篇的章回小說??紤]到《三國演義》《水滸傳》和《西游記》在中國小說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其獨特的生產過程值得關注。此前的研究者(不管是評點派還是考證派),著眼的都是孤立的“文本”;而胡適則借同一故事的不同流變考察此類小說的生長過程,強調解讀幾百年文學進化造成的《水滸傳》等,應該有不同于一般文人文學的批評眼光和研究方法。這一思路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歷史的眼光,其次是主題學方法,最后落實為以版本考據為中心的“剝皮主義”。

1923年為整理國故發宣言,胡適提出“歷史的眼光”“系統的整理”和“比較的研究”作為同人努力的方向。其中“歸納”乃治學之根基,“比較”則是身處東西方文化碰撞中學人的共識,而“進化”又被糅進“歷史的眼光”中,故最能代表胡適創見的,當屬“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念”?!度齻b五義》中關于母題演變的這段話,頗能概括胡適的理論立場:“傳說的生長,就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作個中心的‘母題’(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葉,便像個樣子了。后來經過眾口的傳說,經過平話家的敷演,經過戲曲家的剪裁結構,經過小說家的修飾,這個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變面目:內容更豐富了,情節更精細圓滿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氣了?!?/p>

此類“傳說生長史”,既落實為古人把一切罪惡都堆到桀、紂身上,而把一切美德賦予堯、舜;又體現在不同時代的讀者都喜歡為感興趣的故事添枝加葉。胡適的主要貢獻不在論述“箭垛式的人物”,而在借母題的生長與擴張,理解中國章回小說的演進。以本事考異與版本??睘楦?再貫以歷史的眼光與母題研究思路,如此中西合璧的學術視野,使胡適得以在章回小說研究中縱橫馳騁,終于達成如下目標:“認定它們也是一項學術工作的主題,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遍喿x及談論小說,原先基本上屬于自娛,如今可與經學、史學平起平坐,這個見于《胡適口述自傳》第十一章“從舊小說到新紅學”的大判斷,可謂石破天驚。

在把小說研究提高到與傳統的經學史學平起平坐的同時,胡適也把清儒治經治史的方法引進文學批評。一方面是不斷出現的新史料讓胡適目不暇接,沒時間在作品閱讀上下功夫;另一方面,胡適的文學鑒賞力也確實不高。不管是《白話文學史》中對律詩的聲討,還是《中國章回小說考證》中的藝術風格分析,都明顯暴露其短板。最令人難堪的是,新紅學的開山祖師胡適居然對《紅樓夢》沒有多少好感,稱其“思想見地”不如《儒林外史》,“文學技術”比不上《海上花列傳》和《老殘游記》。這種偏差很難用“詩無達詁”來解釋,更大的可能是“心不在焉”。20世紀40年代末胡適曾自述其讀《水滸傳》的感受:“我正看得起勁,忽然我的歷史考據癖打斷了我的文章欣賞!”這并非偶然事件,對于相信“有證據的知識才是真正的知識”的胡適來說,閱讀時由“文章欣賞”迅速滑向“歷史考據”,完全可以理解。過分迷信“科學”,將“拿證據來”作為其學術研究的中心,使得胡適的文學批評和哲學思考缺乏深刻的體味與闡發,并因此招來不少批評。

關于胡適“雙線文學的觀念”以及“《紅樓夢》自傳說”的貢獻與局限,同樣參見我的《假設與求證——胡適的文學史研究》,這里不再重復。

三、述學文體與文章結構

1920年代,陳西瀅撰寫《新文學運動以來的十部著作》,不選《嘗試集》,也不選《中國哲學史大綱》,而選相對龐雜的《胡適文存》。在陳氏看來,并非“天生的詩人”的適之先生,具有“說理考據文字的特長”,故《胡適文存》不但提倡新思想、新文學有功,而且“將來在中國文學史里永遠有一個地位”。1940年代,朱自清撰文指導《胡適文選》的閱讀,同樣稱頌胡適的文章:“他的散文,特別是長篇議論文,自成一種風格,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他的長篇議論文尤其是白話文的一個大成功?!?1960年代,論學宗旨與胡適相左的錢穆,在強調“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時,挑剔王國維、陳寅恪的述學文體,相反,卻肯定胡適的文章“清朗”“精勁”且“無蕪詞”。無論是作家陳西瀅、朱自清,還是學者錢穆,所欣賞的胡適文章,都不是其當初紅極一時的小品《差不多先生傳》,或進入國文教科書的譯文《最后一課》,而是論學文章。

1939年黎錦熙撰《錢玄同先生傳》,稱胡適發表白話詩“算是創體,但屬文藝”“唯有規規矩矩作論文而大膽用白話”,對于當時的讀書人,“還感到有點兒扭扭捏捏”??紤]此大背景,才能理解新文化運動興起前七八年,章太炎、錢玄同等人創辦《教育今語雜志》并嘗試以白話述學的意義。黎錦熙在論及錢玄同《新青年》時期的貢獻時,有一段精彩總結:“編輯人中,只有他是舊文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學有本源,語多‘行話’,振臂一呼,影響更大?!边@話并不夸張,當年陳獨秀曾因此大發感慨:“以先生之聲韻訓詁學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學,何憂全國之不景從也!可為文學界浮一大白?!倍m晚年口述自傳,在第七章“文學革命的結胎時期”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錢氏原為國學大師章太炎的門人。他對這篇由一位留學生執筆討論中國文學改良問題的文章,大為賞識,倒使我受寵若驚?!薄板X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對我們有如此同情的反映,實在使我們聲勢一振?!边@里的關鍵詞是“國學大師”和“古文大家”,有這兩個頭銜作保,剛剛崛起的“白話文”,其文化品位容易得到公眾的認可。

雖有章太炎等人的初步嘗試,但真正讓白話述學成為可能乃至時尚的,還是留美博士胡適。在《胡適的述學文體》中,我談及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如何開啟了白話述學的新時代。此書《凡例》關于述學文體的表白,實際上被日后無數專家學者所接受:“本書全用白話,但引用古書,還用原文;原文若不容易懂得,便用白話做解說?!奔软毧尚?又要能懂,且正文與引文之間,還必須有適當的過渡,于是“原文”與“解說”并存,起碼表面上填平了古今之間的巨大鴻溝。由于使用新式標點,加上以白話述學,對于古人學說,有撮述,有節錄,有引證,也有解說,如何協調,成了現代學者必須掌握的一門新技藝。正因此,《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典范意義,不僅僅是學術思想,更包括著述體例與述學文體。

《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及《〈水滸傳〉考證》《〈紅樓夢〉考證》《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等著述的相繼問世,除了像胡適所說的,在解決具體問題的同時,為中國讀者展現某種研究方法,還提供了白話述學的典范。后者的意義,因其深藏不露,不大為人關注。但在我看來,怎么寫論文——即如何用淺近的白話講述深奧的古典學問,胡適的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

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十節,胡適提到“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朱自清接過話頭進一步發揮:“他自己的文字便是很顯著的例子?!睘楹握f胡適長篇議論文的成就遠在他的白話詩之上,除了朱自清本身也是詩人和詩論家,對《嘗試集》不是很恭維,更因其確實讀出了胡適述學文章的優點:“他那些長篇議論文在發展和組織方面,受梁啟超先生等的‘新文體’的影響極大,而‘筆鋒常帶情感’,更和梁先生有異曲同工之妙?!苯酉聛?朱自清從排語、對稱、嚴詞、比喻、條理等角度,分析了胡適長篇議論文的好處。前四者屬于常見的修辭手法,會寫文章的人,大都離不開;值得注意的是第五點“條理”,這確實說出了胡適文章的特點:“長篇議論文更得首尾一貫,最忌的是‘朽索馭六馬,游騎無歸期’。胡先生的文字大都分項或分段;間架定了,自然不致大走樣子。但各項各段得有機的聯系著,邏輯的聯系著,不然還是難免散漫支離的毛病。胡先生的文字一方面綱舉目張,一方面又首尾聯貫,確可以作長篇議論文的范本?!?/p>

至于胡適述學之文的“明白清楚”,與其說得力于白話之“白”,還不如說受益于其注重名學以及講究結構。文章講求“組織”與“結構”,容易做到條理清晰,布局勻稱,便于讀者閱讀與接受;當然也留下若干遺憾,如文章平正有余而奇崛不足?;蛟S可以這么說,胡適的述學文章邏輯是里,結構為表,而作為貫串線索的,則是精密的心思與清晰的條理。而這,與胡適平日喜歡且擅長演說不無關系。另外,與魯迅雜文的雋永、深刻不同,胡適不擅長嬉笑怒罵,莊諧雜出,不管論學還是議政,都是“堂堂正正,開門見山,有理有據,邏輯嚴密,也自有其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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